“你的工作重要，还是我的工作重要？”
—部长助理和摄影记者的肢体冲突
观察员 王晓渔 （上海，wangxiaoyu1978@sina.com）
1957年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。按照中苏友好协会总会长宋庆龄的说法： “我们全中国人民都把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访问
作为中苏友好的佳节。 ”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，却发生了一起著名的肢体冲突，在中国新闻史上称作“左叶事件” 。
—部长助理和摄影记者的肢体冲突
观察员 王晓渔 （上海，wangxiaoyu1978@sina.com）
1957年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。按照中苏友好协会总会长宋庆龄的说法： “我们全中国人民都把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访问
作为中苏友好的佳节。 ”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，却发生了一起著名的肢体冲突，在中国新闻史上称作“左叶事件” 。
晋永权先生在《红旗照相馆：19 56-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》 （金城出版社，2009年）里详细讲述了这一跌宕起伏的事件，这本书刚刚出
版时我曾经读过，最近又重读了一遍。肢体冲突的一方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，另一方是时任农业部部长助理的左叶先生。
左叶是军队转业干部，在连环画《宋庄之战》里，八路军像天兵天将一样大显神威，左叶就是这场战斗的指挥者，以至有人称“宋庄之战”
和“左叶事件”是左叶一生中的两个重大事件。
关于1957年的肢体冲突，双方有着不同的描述，共同认可的是这么一些情节：4 月 17 日，在刘少奇的陪同下，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首
届农业展览会，负责维持秩序的左叶挡住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镜头，摄影记者韩德福抬手拉了一下他，他回头喝问： “你的工作重
要，还是我的工作重要？”在场记者还提到，左叶曾对摄影记者大声说： “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。 ”但是，这句话遭到左叶以及农业部工作
人员的否认。据称转述过这句话的一位外交部新闻司干部，事后也否认自己说过此话，并且表示根本不知左叶何许人也，似乎宋庄之战没有那
本连环画宣传得那么威名远扬。
这次肢体冲突在新闻界引起广泛关注，但是各路媒体又都保持观望， 《文汇报》驻京记者的报道以及相关评论都被压下。
4 月 27 日，中共中央公布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》 ，决定“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、深入的反官僚主义、反宗派主义、反主观
主义的整风运动” ，鼓励批评，坚决实行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；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的原则。5月
1日， 《人民日报》公开发表这份指示。
5月7日，由胡耀邦分管的《中国青年报》率先破冰，发表该报摄影组组长洪克撰写的《部长助理与摄影师》 ，不点名批
评左叶，指出： “近来记者们在采访活动中受到的无理的限制、阻碍是不少的，这几乎已经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种苦恼了。 ”
根据 19 50年中共中央《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》 ，发表批评文章，不必将文章交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
员阅看，因为这种做法害多利少。但是， 《部长助理与摄影师》发表之前，报社还是把文章送到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和左叶手
中，请他们就事实部分陈述意见，刘瑞龙不同意发表，在战场上如同天兵天将的左叶感慨： “可惜，我的文化低，要不，我也
可以写文章。 ”同时，报社还将文章送给韩德福和新闻摄影界的目击证人，事件得到他们的证实。
《部长助理与摄影师》最终发表，迅速得到各家媒体的呼应。5 月 8 日， 《文汇报》发表《新闻记者的苦恼》 ，点名批评
左叶，同时配发彭子冈撰写的社论《尊重新闻工作者》 。彭子冈抗战期间曾与浦熙修、杨刚、戈扬并称后方新闻界“四大名旦” ，
尖锐批评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。在《尊重新闻记者》里，她以自己惯用的笔调指出： “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：当一个政权
反人民的时候，它是排斥记者、怀疑记者的。 ”
5 月 10 日， 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署名梁汝怀的杂文《要学会尊重人》 ，针对左叶的质问，指出： “亲爱的同志，你说错了，
在那样的场合，摄影记者的工作，硬是比部长助理的工作重要得多。 ”袁鹰在《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? “左叶事件”始末》 （ 《风
云侧记：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》 ，中国档案出版社，2006年）里透露： “当时文艺部主任、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，
方成画了一幅漫画，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。迅速在 5 月 10 日一起见报，整个前三栏加花边，在版面上相当突出。 ”梁汝怀是
袁鹰的笔名。在同一本书里的《笔名勾起的记忆》里，袁鹰回忆40年代后期常用笔名梁汝怀： “因为一位姓梁的好友离开上
海去解放区，不知一路是否安全，常常临风怀想，就在笔名上寄托思念。这个名字我比较喜爱，一直到五六十年代，还偶尔
用它。 ”袁水拍的讽刺诗《官僚架子滚开！ 》 ，针对部长助理请摄影记者“滚出去”的传言重炮开火： “滚开！对！应该滚开！/
让这些官僚架子，官僚脸，/腐朽作风，老爷气派，/势利眼，对下压，对上拍—/一股脑儿都滚开，/不许它们再把我们的
同志害！ ”
朱地在《一九五七年的中国》 （华文出版社，2005年）里有一节《 “左叶事件”真相》 ，梳理了当时发生的类似事件： 《新
民报》记者采访苏联马戏团消息时，被负责招待的同志以横蛮的态度逐出后台；采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游览颐和园时，
《大公报》记者不断听到有人喊：卡住记者，一个穿西装、系红领带的胖胖的同志说:“记者真讨厌，简直像苍蝇！ ”—据
说他是总理办公厅一位副主任； 《劳动报》记者在采访外宾活动时，被外事处代处长一把拉下来； 《新闻日报》记者去旁听第
一商业局经理会议，会议开了一半，办公室主任发现记者在场，就把他赶了出
来，并说： “你是《新闻日报》的吗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去去去！ ” 《红旗照相馆》
提到肢体冲突之后，左叶将这一事件上报到公安部，此外，四川也发生一起“左
叶事件” ， 《西南铁道报》报道机关总务处长高价购买檀香木办公桌，处长提着
手枪追赶记者，这位记者只能跑到《人民日报》记者站避难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对左叶的批评获得媒体呼应，几乎是一触即发的事情。除
了前面提及的《中国青年报》 、 《文汇报》 、 《人民日报》 ， 《工人日报》 、 《光明日
报》等全国性媒体都发表了批评文章。虽然也有一位署名张直刚的读者，以“现
场目击者”兼“普通读者”的双重身份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对摄影记者有所批
评，但是这种声音湮没在批评声中。根据《文汇报》驻京记者刘光华的记载，
伏罗希洛夫参观首届全国农业展览会时， “事先安排入场的有组织的观众不下
5000 人，获准进场采访的各新闻媒体记者和摄影人员有 60 多人” 。可见，有
现场目击资格的群众经过精心挑选，他们是不是“普通读者” ，值得商榷。
熟悉当代政治气候的读者都会知道， 19 5 7年5月正是鼓励鸣放的 “阳春” ，
但春天之后不是夏天。早在 5 月 15 日，毛泽东就撰写了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 ，
表示： “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：物极必反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
期，让他们走到顶点。他们越猖狂，对于我们越有利益。人们说：怕钓鱼，或者说：诱敌深入，聚而歼之。现在大批的鱼自
己浮到水面上来了，并不要钓。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，大概是鲨鱼吧，具有利牙，欢喜吃人。 ”这篇文章当时只是在一定范围
内传阅，直至1977年4月，整整20年后，才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，第一次公开发表。
6月8日风云突变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》 ， 《人民日报》同时公开发表社论《这
是为什么？》 ，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。反应迟钝的《中国青年报》 ，在这一天还发表了反驳“现场目击者”兼“普通读者”
张直刚的文章。随后，整个事件的基调发生根本性变化， 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称右派分子利用这个事件，从新闻战线放出
一支毒箭。但是，在划定右派时又表现出内外有别的特色。袁鹰回忆： “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，批判了有关记者。我们三
人因为只是‘配合’ ，并非当事人，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，但也写了书面检查。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
检讨云云。 ”根据《红旗照相馆》的记载，袁水拍参加了此次座谈会，并且宣读了书面检讨。但当事人韩德福、洪克等没有划
成右派， 《人民日报》摄影组组长高粮是一个例外，他因为坚持自己的目击证言，被划为“漏网右派” ，流放至内蒙古，妻子
离开，20 年未能翻身。重灾区是民主党派报纸《文汇报》 ，驻京记者刘光华因为参与报道“左叶事件”被《人民日报》点名
批判，经历20年劳役和流放。为《文汇报》撰写社论《尊重新闻记者》的彭子冈也被打成右派。 《文汇报》发表社论进行严
厉的自我批评： “事实极为清楚，制造‘左叶事件’向党、向人民、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， 《文汇报》的右派分子是罪魁
祸首。 ”
“左叶事件”本来可以促使各方反思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，最后却因为权力的介入走向反面。时任中国人民
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安岗，撰文《 “左叶事件”被右派利用说明了什么》 （署名郑远）称刘光华极尽煽动之能事。几十年后，高
粮获得平反，安岗又撰文盛赞他是“共产主义硬汉子” ， “在逆流中仍然坚定而勇敢地拿起照相机” 。不知安岗对刘光华和“左
叶事件”的评价是否也有改变？
这次肢体冲突在新闻界引起广泛关注，但是各路媒体又都保持观望， 《文汇报》驻京记者的报道以及相关评论都被压下。
4 月 27 日，中共中央公布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》 ，决定“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、深入的反官僚主义、反宗派主义、反主观
主义的整风运动” ，鼓励批评，坚决实行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；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的原则。5月
1日， 《人民日报》公开发表这份指示。
5月7日，由胡耀邦分管的《中国青年报》率先破冰，发表该报摄影组组长洪克撰写的《部长助理与摄影师》 ，不点名批
评左叶，指出： “近来记者们在采访活动中受到的无理的限制、阻碍是不少的，这几乎已经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种苦恼了。 ”
根据 19 50年中共中央《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》 ，发表批评文章，不必将文章交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
员阅看，因为这种做法害多利少。但是， 《部长助理与摄影师》发表之前，报社还是把文章送到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和左叶手
中，请他们就事实部分陈述意见，刘瑞龙不同意发表，在战场上如同天兵天将的左叶感慨： “可惜，我的文化低，要不，我也
可以写文章。 ”同时，报社还将文章送给韩德福和新闻摄影界的目击证人，事件得到他们的证实。
《部长助理与摄影师》最终发表，迅速得到各家媒体的呼应。5 月 8 日， 《文汇报》发表《新闻记者的苦恼》 ，点名批评
左叶，同时配发彭子冈撰写的社论《尊重新闻工作者》 。彭子冈抗战期间曾与浦熙修、杨刚、戈扬并称后方新闻界“四大名旦” ，
尖锐批评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。在《尊重新闻记者》里，她以自己惯用的笔调指出： “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：当一个政权
反人民的时候，它是排斥记者、怀疑记者的。 ”
5 月 10 日， 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署名梁汝怀的杂文《要学会尊重人》 ，针对左叶的质问，指出： “亲爱的同志，你说错了，
在那样的场合，摄影记者的工作，硬是比部长助理的工作重要得多。 ”袁鹰在《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? “左叶事件”始末》 （ 《风
云侧记：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》 ，中国档案出版社，2006年）里透露： “当时文艺部主任、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，
方成画了一幅漫画，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。迅速在 5 月 10 日一起见报，整个前三栏加花边，在版面上相当突出。 ”梁汝怀是
袁鹰的笔名。在同一本书里的《笔名勾起的记忆》里，袁鹰回忆40年代后期常用笔名梁汝怀： “因为一位姓梁的好友离开上
海去解放区，不知一路是否安全，常常临风怀想，就在笔名上寄托思念。这个名字我比较喜爱，一直到五六十年代，还偶尔
用它。 ”袁水拍的讽刺诗《官僚架子滚开！ 》 ，针对部长助理请摄影记者“滚出去”的传言重炮开火： “滚开！对！应该滚开！/
让这些官僚架子，官僚脸，/腐朽作风，老爷气派，/势利眼，对下压，对上拍—/一股脑儿都滚开，/不许它们再把我们的
同志害！ ”
朱地在《一九五七年的中国》 （华文出版社，2005年）里有一节《 “左叶事件”真相》 ，梳理了当时发生的类似事件： 《新
民报》记者采访苏联马戏团消息时，被负责招待的同志以横蛮的态度逐出后台；采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游览颐和园时，
《大公报》记者不断听到有人喊：卡住记者，一个穿西装、系红领带的胖胖的同志说:“记者真讨厌，简直像苍蝇！ ”—据
说他是总理办公厅一位副主任； 《劳动报》记者在采访外宾活动时，被外事处代处长一把拉下来； 《新闻日报》记者去旁听第
一商业局经理会议，会议开了一半，办公室主任发现记者在场，就把他赶了出
来，并说： “你是《新闻日报》的吗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去去去！ ” 《红旗照相馆》
提到肢体冲突之后，左叶将这一事件上报到公安部，此外，四川也发生一起“左
叶事件” ， 《西南铁道报》报道机关总务处长高价购买檀香木办公桌，处长提着
手枪追赶记者，这位记者只能跑到《人民日报》记者站避难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对左叶的批评获得媒体呼应，几乎是一触即发的事情。除
了前面提及的《中国青年报》 、 《文汇报》 、 《人民日报》 ， 《工人日报》 、 《光明日
报》等全国性媒体都发表了批评文章。虽然也有一位署名张直刚的读者，以“现
场目击者”兼“普通读者”的双重身份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对摄影记者有所批
评，但是这种声音湮没在批评声中。根据《文汇报》驻京记者刘光华的记载，
伏罗希洛夫参观首届全国农业展览会时， “事先安排入场的有组织的观众不下
5000 人，获准进场采访的各新闻媒体记者和摄影人员有 60 多人” 。可见，有
现场目击资格的群众经过精心挑选，他们是不是“普通读者” ，值得商榷。
熟悉当代政治气候的读者都会知道， 19 5 7年5月正是鼓励鸣放的 “阳春” ，
但春天之后不是夏天。早在 5 月 15 日，毛泽东就撰写了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 ，
表示： “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：物极必反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
期，让他们走到顶点。他们越猖狂，对于我们越有利益。人们说：怕钓鱼，或者说：诱敌深入，聚而歼之。现在大批的鱼自
己浮到水面上来了，并不要钓。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，大概是鲨鱼吧，具有利牙，欢喜吃人。 ”这篇文章当时只是在一定范围
内传阅，直至1977年4月，整整20年后，才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，第一次公开发表。
6月8日风云突变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》 ， 《人民日报》同时公开发表社论《这
是为什么？》 ，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。反应迟钝的《中国青年报》 ，在这一天还发表了反驳“现场目击者”兼“普通读者”
张直刚的文章。随后，整个事件的基调发生根本性变化， 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称右派分子利用这个事件，从新闻战线放出
一支毒箭。但是，在划定右派时又表现出内外有别的特色。袁鹰回忆： “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，批判了有关记者。我们三
人因为只是‘配合’ ，并非当事人，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，但也写了书面检查。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
检讨云云。 ”根据《红旗照相馆》的记载，袁水拍参加了此次座谈会，并且宣读了书面检讨。但当事人韩德福、洪克等没有划
成右派， 《人民日报》摄影组组长高粮是一个例外，他因为坚持自己的目击证言，被划为“漏网右派” ，流放至内蒙古，妻子
离开，20 年未能翻身。重灾区是民主党派报纸《文汇报》 ，驻京记者刘光华因为参与报道“左叶事件”被《人民日报》点名
批判，经历20年劳役和流放。为《文汇报》撰写社论《尊重新闻记者》的彭子冈也被打成右派。 《文汇报》发表社论进行严
厉的自我批评： “事实极为清楚，制造‘左叶事件’向党、向人民、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， 《文汇报》的右派分子是罪魁
祸首。 ”
“左叶事件”本来可以促使各方反思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，最后却因为权力的介入走向反面。时任中国人民
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安岗，撰文《 “左叶事件”被右派利用说明了什么》 （署名郑远）称刘光华极尽煽动之能事。几十年后，高
粮获得平反，安岗又撰文盛赞他是“共产主义硬汉子” ， “在逆流中仍然坚定而勇敢地拿起照相机” 。不知安岗对刘光华和“左
叶事件”的评价是否也有改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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